股票配资公司行业门户网民心目中的女大学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弱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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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华
这两天，一名武汉大学的女生杨某被网民聚焦，成为负面焦点人物。
事件缘起于，2023 年 7 月 11 日，女生杨某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内自习时，认为受到了对面男生肖某的骚扰，就用手机拍了视频向学校举报，学校经过初步调查，于当年 10 月给予肖某记过处分。
但是今年 7 月 25 日，法院审理后宣判无法认定男生肖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驳回女生杨某的指控。舆情由此被重新引爆。
一、武大杨某、川大张某：激怒网民的女大学生
但是女生杨某对判决表示不满，表示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举报肖某。此外，在男生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时候，杨某在网上炫耀自己被录取为浸会大学的研究生，并流露了幸灾乐祸之感。
网民认为杨某对于肖某的举报，很明显已经构成一种诬陷和网暴，但是杨某却在严重伤害了肖某之后，不光没有道歉认错，反倒逍遥法外，接下来还将出去读研了。网民就此爆发了道德愤怒。
网民又把目光投向浸会大学，要求大学重新审视录取的这个“问题女生”，结果浸会大学不像内地高校这么神经紧张，轻松以外交辞令就打发了网民投诉。面对境外高校，网民无奈其何，内心愤怒的情绪需要寻找新的发泄口，武汉大学就这样进入了瞄准镜，被网民一举推到了审判台上。
毕竟，是武大在2023年10月的记过处分，将肖某推到了舆论审判的被告席上，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网暴，精神受到了伤害。
一些意见领袖开始对于武大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才是伤害的始作俑者。胡锡进也明确呼吁武大解除对于肖某的记过处分。武大就这样陷入了舆论的风暴漩涡，骑虎难下。要不要回应，如果回应又该如何措辞，估计学校负责人这两天辗转反侧，倍感折磨。
2023年学校也是高度重视，成立了调查组，才最后给出了处分。如今法院给出了明确的无罪判决，学校处分理当撤销。当年的网络压力如同回旋镖一样，在将近两年后又携风带雨，重新杀了回来，冲击力似乎比上次还要严重，而且网民已经把武大学子的一些负面舆情进行了整理，武大形象风险大增。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撤销了，学校需要面对各种风险后果：
网民首先会批评你当初调查是怎么搞出来的？现在嚣张的杨某上了台阶，难道谁横谁有理？学校是不是草台班子？受害者肖某又该如何补偿呢？就是说，撤销相当于认错，认错就需要付出代价。
很多人会困惑，为何一个女大学生会引起网民这么大的愤怒？我们从此前发生在四川大学的女生张某在地铁上污蔑农民工偷拍、然后引爆了网民群体愤怒的事件能够看出，网民心目中的女大学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弱者形象，一旦进入著名大学、或者上了研究生之后，她们就被赋予社会强者的角色形象，成为网民关注的敏感对象。如果她们的做法再触犯道德，很容易就成为网民批评对象。
问题还在于，年轻女性发起的网络攻击，更容易给受害者带来道德风险，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东方，使之被定格为世人眼里性骚扰者的猥琐形象，无论真假，都将致其深受重创，一旦女性不依不饶，启动二轮打击，“极端女权”的标签就落在身上，从而引发众怒。武大的杨某和川大的张某，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
二、舆情事件中的道德、法律和“闹”
武大图书馆事件，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舆情、道德和法治陷入纠葛的案件。
所谓舆情，是指网民群体对于事件的观点、看法和情绪，更多和情感、情绪、道德相关。
所谓道德，是网民对于事件进行善恶判断时候的一种文化直觉。道德能够条件反射般对于事件做出善恶、是非、正义非正义的评判。道德和常识一样，可以在瞬间给出答案，决定立场。
但是二者，很多时候和法律没有关联，甚至是冲突的。
舆情中常常充满了愤怒情绪、猜疑、阴谋论和口水战，是网民愤怒情绪的爆发。它经常表现为一种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状态。
道德更多来自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网民一旦爆发道德愤怒，常常是要求快意恩仇，手起刀落，和注重程序的现代法律精神是直接相悖的。
但是法律，是人类社会理性精神的产物，它的每一个条文，都是反复推敲的结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意味着它更多的时候和情感情绪保持距离，是冷冰冰的秩序护栏。如果说人类的情感情绪是血管，带有温度，也富有弹性，那么法律就是骨骼，坚硬，为血管划定了生长范围，并且构成了人体的框架。
舆情、道德和法律的冲突，最经常表现为“舆论审判”和法律审判的冲突。人们依据道德直觉和情感倾向对于案件做出判决，而法律判决却常常给出不一样结果，这就形成了冲突。
实际上，这种道德和法律、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更能透出端倪。唐明皇从历史评价来说，并非伟大帝王，但是由于他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再经过评书、诗歌渲染的情感滤镜效应，民间反倒对其评价颇高。这种区别，比比皆是。或许两者的不同，凸显了官民之间、正史和野史、庙堂和江湖之间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显著差异。
在中国社会网络舆情频发的当下，三者经常相安无事，起作用的主要是舆情和道德，人们很少想到法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是法律的平替，常常起到了法律维护秩序的作用。除非事件出现了严重的伤害后果，人们才诉诸法律。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多年以来，地方政府将应对舆情当做自己的天然职责，权力一旦出手，它就常常替代了法律，以利益交换、情绪安抚等手法代替了法律的判决。虽说不像法律程序那样旷日持久，看起来立竿见影，但是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少人就此无视法律，开始和权力博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闹”。
“闹”在中国社会，内涵异常复杂，不光指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方法论。几乎是在网络舆情出现之后，这个词汇的内涵外延，又获得了更大的拓展。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少数人拿捏了地方政府权力任性但是又怕出乱子的心理，故意以搞乱子来要挟地方，结果地方节节败退，前者也获得胜利。“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地方政府进退失据，反倒鼓励了闹的出现和变本加厉。“闹”也是很多地方政府乱作为的直接后果，“你跟政府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跟政府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种民谚的背后，说明了过去一段时期的地方乱象。
在中国高速发展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舆情、道德和法律依然经常缠斗不止。“闹”依然是网络博弈的主要方式。
今天的武汉大学，就深陷这三者冲突的困局之中。
就以女生杨某来说，一旦她在网络发起舆情，就会引来潮水般的流量，学校如临大敌，更可能倾向于妥协。在法院宣判之后，她依然不服，扬言要继续举报，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闹”的行为。但是这种“闹剧”，又常常有效，学校深感畏惧。
三、武汉大学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闹”并非是无理纠缠，只是网民利用了权力的游戏规则和相关体制漏洞，而实施的博弈策略。可以说，“闹”是网民的聪明策略，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是复杂形势下的最优选项，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网民提供了“闹”的条件。而这种“闹”的策略，非常显著地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大型机构的舆情应对思路。
就以武汉大学来说，当女生指控男生实施了性骚扰之后，这就成了巨大的烫手山芋。如何处理，高校肯定会反复权衡利弊。防止被“闹”拖入一场毫无胜算的持久战，或许是首要的考量。至于法律，反倒会被最后考虑。
如果男生进行了显著的骚扰行为，反倒是轻松的事情，学校只要严格按照校规进行处理即可。但是问题是，视频提供的证据似是而非，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不处理，则该女生可能会把事情“闹”大，由于性别的因素，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女权主义者”下场，会“闹”得轰轰烈烈，那会把学校拖入一场说不清道不明、旷日持久的缠斗之中，不光带来意识形态风险，而且最后肯定会被网络舆情击败。因为事件一旦闹大，就会成为城市舆情，影响到城市形象、营商环境，学校或许会面临各方压力。压力和屈辱，会一直如影随形。
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给男生一个纪律处分，则可以尽快平息事件，不光女生这边罢战休兵，男生那边可以通过心理建设和教育说服，劝其委曲求全，在未来毕业的时候，再把处分从档案抽离，最终皆大欢喜。
虽然这是我们对于武大决策场景的一种揣测，但是如果结合法院看了同样的视频，却给出完全相反的明确判决，就知道这种猜测是大有可能的。即便视频是存疑的，但是法律精神不应该是“疑罪从无”吗？不至于给学生一个处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切的做法，都可以称为舆情应对策略，是糅合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道德感化、权力施压、恩威并施、权益补偿等因素的综合手法，是在“闹”的压力之下的种种权宜之策，和一切都有关系，却唯独和法律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总体是违背法律精神的。网民也很不满的是，武大杨某作为法律系的高材生，竟然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攻击同学，法律精神哪里去了？网民担心法律教育未能培养出一个人才，而培养出了一个打手，未来一旦走上工作岗位，或许会变本加厉，贻害无穷。
在2023年10月那场涉及到各种复杂博弈的事件中，武大大概率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做法，最终完成了事件的软着陆。即便处理方法是违背法律精神的，但它是有效的，对此不满的人，更多是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但是广大的网民对此一无所知，由此可以瞒天过海。即便男生肖某吞下了苦果，但是学校有资源与其进行交换和安抚。
但是万万未料到的是，将近两年之后，随着法院进行了明确的宣判，当初这种权宜做法，直接导致武大陷入了困境。今天网民对于武大进行了集体的拷问，要求武大尽快撤销对于肖某的处分，并且考虑补偿之策，而且要对杨某给出惩罚措施。但是如果按照网民的剧本去做，正如上文所言，后果更为严重了。学校现在堪说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我们从武大的处境，会更为深刻地理解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曲折之路。只要你想息事宁人，那就需要经常地牺牲法律精神，一旦牺牲法律精神，权力之手就要及时顶上去，和百姓进行交换和补偿，但是在法律和权力之间，就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地方政府视此为绝对的雷区，绝对不能出乱子，否则肯定会遭遇问责，正是看到地方政府这种灰色心理，网民就采取了“闹”的手法，往往一闹就灵。
在进入舆情时代数十年之后，各个地方和大学依然为“闹”所困，这或许意味着，过去的舆情历程并未大跨步推进法治进程。
四、新型舆情的大量出现，需要法律重塑秩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网络舆情进入初始阶段，其内容大多是和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力任性和地方腐败有关系，在征地、拆迁、环保等领域出现了官民冲突，百姓权益收到侵害，由此激起了网民的抗争。这是弱势群体舆情的阶段。
再后来，在弱者舆情之外，中产阶层也慢慢下场，中国又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舆情，表现为对于法治安全、财富安全、人身安全的追求，在很多重大舆情事件中，网民追求法治的进步，希望以制度化的形式将一些社会漏洞以打补丁的方式固化下来。类似事件以“雷洋案”为代表。这算是中产阶层舆情的阶段。
在最近几年，我们会发现网络舆情出现了新类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是由个体引爆，但是又往往和权力、领导干部、社会治理关系不大，却深度卷入各种性别冲突、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引发阶层和群体的集体关注，从而爆发为重大舆情，舆情一旦引爆，由于涉及到地方声誉形象和营商环境，相关部门又必须出手，一出手就容易引火烧身，从而成为次生舆情。类似典型案例如上述女大学生舆情、“路虎女司机打人案”、宠物事件引发聚集事件、年轻人炫富事件等。类似新型舆情，我们可以称为价值观舆情。
类似价值观舆情，常常导致对立双方的无休无止的缠斗，不光网络永无宁日，而且难以区分对错。每个事件都会为新的舆情储蓄能量，引爆更大的烈度。就以性别冲突来说，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相关部门和权威人士是绝难站出来评判是非的，这给了一些极端人士以可乘之机，由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舆情，无所顾忌地实施“闹”的行为。
如果说，弱势群体舆情和中产阶层舆情，还可以和权力进行博弈，双方进行一些利益交换和权益补偿，即便暂时牺牲了法律，但是依然可以换取舆情的平息，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价值观舆情，我们会发现，权力除了引火烧身，已经无力为一场又一场的纷争给出解决的办法了。即便权力给出了解决方案，但是也往往左右不讨好，更可能因为牺牲了法律精神，在未来的某一天，遭遇一记有力的回旋镖，权力和公信力遭遇质疑。
价值观舆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文化多元、利益多元、价值观多元的时代，群体和阶层之间出现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公权力仅仅是社会资源的一分子，想以其中一员的身份来调解对立强烈的各方矛盾冲突，常常力不从心。
在这种新型舆情面前，既然权力已经捉襟见肘，而且常常弄巧成拙、引火烧身，那么法律就需要走到前台，为各方给出一个一锤定音的裁定。
这对于法律也是一个难得树立威信的机遇。因为为冲突各方分配公平，本身就是巨大的权力和威望。中国社会的一个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警察、法律常常缺乏威信。警察可以当街被人追打，法律宣判了也可以遭遇造反和网闹。
在各方缠斗不休、对错无从评判的时候，那就是让法律展示出神圣仲裁之力的时候了。
近年来，我们从商业领域能够获得一些启示。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在公关部和法务部并行多年之后，他们发现单纯的公关已经难以解决一些公共关系的难题了，而一旦法务发起诉讼，往往很快迎来裁决，事件就此落下帷幕。
小米公司、牧原集团等企业都曾遭遇过网络舆情的攻击，但是发起诉讼之后，反倒舆情消失了。
当然，法律不能解决全部的舆情问题，更何况，一些地方的法律审判细节，确实令人一言难尽。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近年来出现了舆情倒逼法律的现象，如在2024年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后，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分别发声，督促各地严格进行依法审理，因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一次错判，就可能导致地方生态和道德秩序的紊乱。一些案件在依法审判之后，被严格宣布为判例。少数针对法官的极端事件，也倒逼他们更为敬畏法律、敬畏法治精神。
在爱尔眼科起诉艾芬人格权纠纷案宣判后，舆情并未消失，这源于事件背后的受害者的情绪，并未被充分安抚。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爱康宣布起诉体检10年未发现患癌女子之后，我也并不认为法律能解决问题，即便爱康胜诉，事件也不可能尘埃落地，因为网民的道德愤怒已经被激发了。
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下面对价值观类型的舆情多发的时候，法律应该站出来，为冲突各方给出一个法律的裁定。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或许是个激浊扬清、重建是非标准的重要时刻。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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